范景中教授说,董捷是个讲故事的高手。

他的讲述即使建立在一系列看似枯燥的问题上,也不会失去太史公的家法。多年来,董捷随业师范景中教授从事中国古代版画史研究,著有《明清刊〈西厢记〉版画考析》、《明末湖州版画创作考》等。2010年—2011年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学。

董捷

董捷   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

1980年4月生于浙江杭州,黑龙江宁安人。2002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获学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获硕士学位;2008年6月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史论系,获博士学位。同年8月留校,任中国美术史专业教师。后担任艺术人文学院党总支委员、工会青工委委员。2010年9月20日兼任艺术人文学院分团委副书记。

陈洪绶的版画创作,历来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董捷近年来对此也有进一步研究,试图通过诸多明清刻本中卷首的崔莺莺像,解开一些谜团。

董捷探讨了其创作、传播、摹刻的过程,辨明了插图作者的真伪,以及对其他戏曲小说影响等问题,为读者勾勒出更为清晰的莺莺“肖像”。

本周六晚,来南山书屋听董捷老师对陈老莲莺莺像的全新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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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董捷 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

时间:2016年11月19日(周六) 19:00

地点:杭州市南山书屋 南山路210号

讲座预告


 

董捷:

“讲座涉及到的人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大画家陈洪绶,因为陈洪绶是我们现在能够证实真正参与到版画当中去的一位明代后期的画家。明代后期画家中很少这样的人,他是其中一个,最突出的这么一位。 大家都知道陈洪绶参与版画创作,可是他参与版画创作有很多细节问题,我们的读者不知道,研究者也是一带而过。所以我想就陈洪绶和三幅与他的名字有关的西厢记的崔莺莺的版画像这个问题,跟读者有一个近距离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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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张深之正北西厢秘本,崇祯十二年刻本,浙江图书馆藏
右:张深之正北西厢秘本,崇祯十二年刻本,台北“国家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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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深之正北西厢秘本,崇祯十二年刻本,南京图书馆藏


【序】

范景中

This dichotomy between his research into the particulars of a historical situation and the generality of the questions he really had hoped to solve continued to torture Warburg of many years.

这是瓦尔堡1890年前后的学术经历,那时他二十五岁左右。董捷出版第一本书《明清刊西厢记版画考析》正好也在此龄,同样经历了一番具体细节与一般理论之间的徘徊转折,十年后,他又完成了新作《版画及其创造者》。此书在定稿之前,我曾有幸倾听他几次讲述其中内容,所以也见证了这部书的成长过程。

简单的说,此书就像一部剧本。但构成的情节却不是一些故事片断,而是真实的历史细节;靠着时间的维度,这些细节建构情节,贯穿为剧本。因此,本书讨论的时段虽然只有1620-1640年的二十年左右,但阅读时却要牢牢把握住作者给定的岁时日月,否则就可能模糊了这幕中国版画史上最精彩的表演。

细节构成了本书,要写好它则需要特殊的天赋。而借此,董捷也正好显示了多方面的工力,这包括:丰富精湛的图像记忆,竭泽而渔的文献撷取,和娴熟多变的文字驾驭。没有这些本领,就不可能把史料搜集得详赡,比次得缜密,把琐细的考证讲得娓娓动人。他以一系列考证显示本书的光华,让它们熠熠耀耀散落在书中,看似纷繁实则自有条理,往往在盘折之中推出了前所未知的新结论。因此,就考证而言,它不仅仅像瓦尔堡所说的那样关涉细节:Der liebe Gott steckt im Detail;更重要的,它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功,是历史入门的标志,是历史学的基石。这部书是对版画进行历史的研究,它能否经受得住客观的检验,关键全在于此。

然而,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不是对琐碎问题进行琐碎的考证,而是把所有的考证都向一个重大的问题集中,这就是明末版画的一般风格问题,它由此也间接触及了明末绘画的一般风格。而这个给传统史学家的一向珍视的中心问题,当今却被人们以各种各样的名义推出了版画史和绘画史。本书所论述的几个方面,例如,时尚、技术和社会竞争等因素,画家、刻工和出版家等角色,都是紧紧围绕着风格问题旋转,尤其是专论刻书家一节,更不许一笔跑题,我们会注意到:

过去研究版画史,多关注静态的作品,我们却更愿意立足于“创作”这一含有动态的版画生产过程。若非统观“创作”,仅仅面对作品,刻书家只可能隐于背后;细考创作过程,则刻书家、画师、刻工纷纷登场,各自的地位和作用显露无遗。如果说,通过上一章的论述,读者对于明末湖州刻书家与他们主持刊刻的书籍、版画在宏观社会定位上的紧密联系已经有所领略,那么本章中的这些个案,则将从微观的艺术和技术层面,提供便于触摸的细节证据,从而使刻书家在明末版画创作中的角色更加凸现出来。在本章的最后,我们得以根据个案研究的结果,找出刻书家的实践与明末版画风格演进之间的关系。

这完全是崭新的视角,崭新的观念,以刻书家来讨论版画风格的演进,使我们能够重新看待、重新评估所谓的“刻工中心论”和“徽派版画”等长久支配并困扰着版画史研究的陈旧观念;作者秉性坚白,凡目前之意抵牾者,輒必攻辩,作者是一心一意的求真求美,的确是“执玉碎之见而闇瓦全之情,抱独醒之癖而悖啜醨之沈”(王贞仪《德风亭初集》)的学者之心。而随着作者对画家和刻工研究的重建,左右着版画风格走向的形形色色的刻书家的主要角色也赫然耸立目前,这个新主角的出场,给我们的版画史平添了一股言说不尽的魅力。

董捷是位讲故事的高手,他的讲述即使建立在一系列看似枯燥的问题上也不会失去太史公的家法,仅仅这一项成就已足够令人赞叹,这也令人想起维科[Gimbattista Vico]在《原古》[De antiquissima]中赞扬的那类史学家:Historici utiles, non qui facta crassius et genericas caussas narrant, sed qui ultimas factorum circumstantias persequuntur, et caussarum peculiares reserant. [有益之史家不是一般描述事实并以普通原理对其诠释之人,而是深入具体细节并揭示事件之具体原因之人]。正是深入细节,使他的这部著作标志了中国版画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转折:它提出了一系列版画史研究的新问题,从此以后,高水平的版画史研究很难绕过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