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新书 | 洪再新《中国画的观赏者——元钱选〈王羲之观鹅图〉七百年递藏研究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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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钱选,《王羲之观鹅图》卷,纸本青绿设色,
27.9厘米×1063.8厘米,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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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藏品的递藏历史,在世界艺术史上有什么独特的面貌?

在盖蒂研究中心出版的《递藏:一部另类的艺术史》专题论集中,艺术史学者洪再新以清朝末帝溥仪的古代字画鉴藏为例,向国内外读者,展示了认识中国艺术品收藏传绪不可多得的实例。

聚焦于元初湖兴(今浙江湖州)著名画家钱选所绘《王羲之观鹅图》的历代递藏,本书经典地再现了这件国宝延绵至今七百余年间,如何在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不同时代语境中,构成世界艺术史上罕见的视觉文化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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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景中主编 艺术鉴藏丛书

《中国画的观赏者——元钱选〈王羲之观鹅图〉七百年递藏研究三论》

洪再新 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艺术鉴藏丛书”是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策划出版的系列丛书,一贯以艺术鉴赏的思路为要旨。

 

本书将呈现《王羲之观鹅图》这一传奇的三个层面:

一、揭示其象征中国皇家艺术收藏终结的历史意义;

二、突出中国书画著录在艺术史学上的独创价值;

三、界说该递藏著录传统对世界艺术史研究的突出贡献。

 

阅读中国物品的文化传记,观赏世界名作的彩页手卷,使中外读者不仅能深化对这一巨迹的精微体验,同时也推进对千百年来“中国画的观赏者”一题的宏观把握,全方位地思考艺术品在中国社会和国际市场上曾经和正在发挥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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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界域

——元钱选《王羲之观鹅图》七百年递藏与中国画的观赏

文/洪再新

2003年10月,我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的“中国古代宫廷绘画国际研讨会”上宣讲了《皇家名分的确认与再确认——清宫至伪满洲国收藏钱选〈王羲之观鹅图〉始末》一文,摘要如下:
清宫的书画收藏是中国后期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考察艺术和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窗口。大量珍贵的前代绘画从民间进入清宫廷,到乾隆时期形成鼎盛局面,成为宋徽宗以来又一个皇家艺术收藏的高峰。它不仅是封建集权制度的产物,同时也是满汉文化融合的结果。与之呼应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自清王朝覆亡至伪满洲国的出笼,逊帝爱新觉罗·溥仪(1909—1967)及其小朝廷在北京、天津和长春的一系列复辟和称帝活动中,从未放弃其对清宫旧藏的关注与重视,使之成为象征皇家名分的主要标志之一。本文以1746年到1940年间元代钱选《王羲之观鹅图》(以下简称《观鹅图》,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图1及单页全图)的收藏过程为重点,通过具体考察该画卷上诸多收藏印鉴和题跋,来认识清代宫廷绘画收藏的兴衰转折及其历史意义。在近两百年的皇家收藏,特别是在清皇室二十世纪所经历的变故中,这一画卷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历史见证。尤为难得的是,它与整个清宫艺术收藏从宫廷或转入国立故宫博物院或流向国内外艺术市场的聚散离合同步,因此,其奇特的收藏始末,向世人深刻地呈现了中国和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史上的一个精彩画面。
听完我25日上午的会议发言,时任故宫博物院客座研究员的姜斐德(Alfreda Murck)博士惊讶地问我:“你是怎么注意到收藏史上这段传奇的?”因为她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东方部工作15年,其间曾陪同包括杨仁恺先生在内的鉴定专家多次展观这幅手卷,却从没听人讲起如此波澜起伏的历史故事。
认识这个问题,是本书的重点。以此发轫,则将面对更棘手的难题——怎样通过解读《观鹅图》鲜为人知的观看史,强化鉴赏中国画特殊的时空感。
这是怎样一种时空感呢?
如果比较古今中外的展示文化,中国画的作品幅式,显然是关键的环节。人们观画,在视觉空间上受制于具体的幅式。以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先驱乔托(Giotto di Bondone,约1267—1337)的《接受圣痕的圣弗朗西斯》祭坛画上三段圣迹之一《圣弗朗西斯向鸟儿布道》为例,这幅作于1295—1300年间的画,在全幅313厘米×163厘米的木版上,用蛋清调和的色彩,把所有的信息都在画面上表现出来。再来看明杜堇《十八学士图屏》之一《观画图》画轴。画家采用立轴形式,除了作为背景的大幅画屏,由书童手举着的山水条幅,还有书童携来的轴卷,呈现了相似的观看空间。有鉴于此,当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于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时,参加艺术宫展出的中国画作,以各种幅式装入镜框陈列,而编写《中国古今绘画图录》的美国人爱诗客(Florence Ayscough,1886—1942)先从装裱幅式如中堂、立轴、条屏、手卷、册页、扇面一一说明,向各国观众介绍中国绘画的绘制和观看特点。即使像出现在杜堇《观画图》上的册页、斗方等,也可以在陈列时,嵌于宫灯、镜片之中,构成公共的视觉空间,提供了观画的开放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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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乔托,圣弗朗西斯向鸟儿布道,

1295—1300年间,法国巴黎卢浮宫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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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杜堇,《十八学士图屏》之一《观画图》,

绢本设色,79厘米×134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作为对比,钱选于1295年左右绘制的《观鹅图》,其观赏特征,则以手卷这一形式展观递藏。其别具一格的幅式在于其私密性,便于小范围内的观赏,让同观者聚精会神地把玩。譬如,即使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全部展开,观看者是不可能把24.8厘米×528厘米的画芯尽览眼底,而只能从右到左,步随景移,细细品味全卷550多个人物,形形色色,感知汴梁京城丰富多彩的生活场面。《观鹅图》卷在1746年收入乾隆宫中时,画芯23.2厘米×92.7厘米,尺幅不大,可一眼看尽画面与钱选的诗文题记。但由于手卷的装裱幅式,观看的过程,依然从引首展开,依次观赏。在乾隆和他的词臣书写了引首、题跋之后,直到1940年商衍瀛最后一则题跋和印章,这一手卷全长1060厘米的内容,显然无法一次陈列。比较《清明上河图》的画面叙述,当《观鹅图》的图像、题跋文字和历代印鉴等信息都展示出来时,观看者眼前显现的时空感,更加扑朔迷离,不可端倪。

[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绢本墨笔淡设色,

画芯24.8厘米×528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如果说装裱幅式对书画作品的观赏和递藏有偌大的制约的话,那么,《观鹅图》规定的私人空间,其作品和观者又发生了怎样的互动?有人说,一幅《观鹅图》,半部清代史。这是指它进入乾隆朝以后的记录,成为清宫廷藏画的范例。更重要的是,《观鹅图》还有一段若隐若现的故事,即在民国期间的收藏史迹。通常都说1911年是最后中国宫廷藏画的终点。从政治史的角度,这个提法一点不错。然而在这批收藏的未来走向中,情况远为复杂。因为在《中华民国优待清室条例》上讲的很清楚,清宫的艺术珍藏为皇室所有,是逊帝的资产。正因为这一条例,在溥仪从紫禁城携出的千余件书画作品中,《观鹅图》成为最受他青睐的家珍。从1917年开始到1940年的24年中,逊帝和他的属下留下详细准确的观画记录,交代了发生在三个不同地点和三个阶段的一系列重要事件。由于有清代到民国的全程见证,《观鹅图》卷在所有传世的清宫收藏品中,意义尤为重要。1945年8月17日,身为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在东北受降于苏联红军,落下了宫廷收藏的最后一幕。就在中国宫廷收藏画上句号之时,《观鹅图》和众多清宫散佚书画重新流落市场。通过市场,《观鹅图》从东北流散海外,又由私人收藏,进入世界级美术馆,面对新的观众。
由美国公众于1870年成立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全球首屈一指的世界艺术收藏、研究、展览和教育机构。在今天全球化的信息网络时代,该馆将《观鹅图》的图片已纳入公共使用界阈(Public Domain)。从1973年《观鹅图》入藏该馆后举办的中国艺术展览中,尤以2008年的“如何欣赏中国画”大展最有代表。展览图录以《观鹅图》为封底插图,说明其重要性,只是文中的介绍重其内容风格,未及手卷幅式的观赏特色。展览期间,《纽约时报》发表艺评,同样选择《观鹅图》为重点,勾画了一个和钱选这幅手卷上所有关于画面观看的记录大相径庭的公共界域。
由于有这样的对比,中国画的观众群从十六世纪以来,包括皇家、文人、市场、国家、人民,后者可泛指整个国际社会。若将这个议题落到实处,那么,《观鹅图》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在《递藏:一部另类的艺术史》一书中,我在以末帝收藏为主线的文章中,发挥了《观鹅图》这个范例,和所有论述欧洲艺术的篇章彼此参照,相得益彰。文章用赵孟頫写王羲之拢鹅而归的书迹作为插图,并作该书的封底,表明中国历代收藏的传统,不仅是关于画面的欣赏,同时也是关于收藏、观赏的作用,由此揭示其超越绘画的历史价值。
本书收录的三篇论文,正是在这个跨语境范畴中逐一展开,由元朝到民国,不光是对由著录引发的问题解析历史悬案,而且考察收藏与观看之间的历史张力。再进一步,是从中国历代书画著录,到世界艺术史的递藏研究,由公共空间回望私人空间,为更好地欣赏中国画,提供第一手的递藏信息和人们所观阅的时空构架,显现《观鹅图》七百年递藏传奇的恒久价值。

2019年11月28日

于美西普吉海湾积学致远斋

洪再新

浙江大学历史学学士,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硕士、博士,现任美国普吉湾大学(University of Puget Sound)终身教授,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担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以及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等重要学术机构的高访学者,在东亚美术史、中国美术通史、宋元和现代中国书画、中外艺术收藏交流等领域,均有重要著述,如《中国美术史》《蒙古宫廷和江南文人——元代书画艺术研究论集》《中国画的观赏者——元钱选《王羲之观鹅图》七百年递藏研究三论》,曾获得国家图书奖等重要奖项,编译有《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1950—1987)》《山川悠远——中国山水画艺术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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